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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老党员吴建璞: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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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和“活化石”

  96岁老党员吴建璞15年如一日坚持亲自交党费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96岁高龄,6.5公里路程,30多分钟公交车程,288元党费……“七一”前夕,他又一次将党费亲自送到了党支部,这已经是第15年。

  吴建璞,山西省法学会退休干部,曾参加日本战犯侦讯工作、山西省法学会筹建工作,也是改革开放后山西早期的律师之一。

  “吴建璞同志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和‘活化石’,退休后仍坚持学习,关注法治建设,身为党员,不忘初心,十多年来坚持亲自交党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山西省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马俊这样评价道。

  初次申请入党没被通过

  在太原市王村南街的一个老旧宿舍区,记者见到了早已在楼下等候的吴建璞。

  身材有些佝偻,眉毛花白,虽已近百岁,但他精神矍铄,不用搀扶,一口气爬3楼。

  单元楼3层的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吴建璞和老伴儿的住所,没有装修却干净整齐。卧室一侧的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各类书籍,涉及法律、文学、历史等,其中《改造战犯纪实》《历史的审判》格外醒目。

  吴建璞出生在湖南常德,祖父是徽商,父亲曾是国民党北平法院推事,参加了对川岛芳子的审判。

  受父亲影响,吴建璞从小就对法律表现出浓厚兴趣。

  1947年,24岁的吴建璞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与高铭暄、萧蔚云等后来的法学泰斗同窗学习。

  1951年8月,刚刚毕业的吴建璞被分配到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署一处工作,专门办理战俘、特务等特种刑事案件。

  不久,吴建璞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家庭背景,这次入党申请没有通过。

  侦讯起诉28名日本战犯

  1953年,对日本战犯侦讯审判工作启动。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最高检拟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但在名称上,却出现了分歧。

  “我提出叫‘东北工作团’,”当时负责会议记录的吴建璞回忆说,当时工作团是一种通称,以“工作团”形式利于保密。冠以“东北”二字,以示在东北工作。

  很快,他的建议得到了最高检党组的同意。1954年2月,由最高检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主任委员的“东北工作团”成立。

  31岁的吴建璞被任命为团委秘书,而他也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组织信任。

  到东北后,工作团立即着手对在押日本战犯的侦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伪满洲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战犯先后认罪。

  侦讯结束后,作为团委秘书的吴建璞又投入到起诉书的起草工作中。期间,他随工作团多次到中南海及彭真住所就起诉书内容进行研究。

  一天晚上11点多,李甫山接到电话,周恩来总理要夜审起诉书送审稿。遵照指示,吴建璞将送审稿交机要员呈送政务院。次日上午,吴建璞见到了总理的批复。

  “每一句话末尾都留着总理用毛笔圈点的笔迹,末尾落款‘周恩来’三个字,说明总理工作了一整夜,每一句话都认真看过。”说到此处,吴建璞有些动容。

  1956年7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古海忠之等28名战犯公开审理。最终,28名被告分获1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庭审为被告聘请了律师,这是新中国在大型审判中首次引入辩护人制度,意义深远。”吴建璞说道。

  完成入党心愿筹建法学会

  1958年,吴建璞被下放到山西省曲沃县劳动锻炼。随后又调入侯马市委、临汾地区体委和山西省体委工作。

  这期间,吴建璞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让他的入党心愿迟迟未予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刚刚恢复,出现了大量急需探讨和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很快,法学会的筹建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8月,有着法律背景的吴建璞回到了复建不久的山西省司法厅。

  两年之后,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山西省司法厅恢复组建后的第二名新入党党员,不久又参加到省法学会筹建工作中。

  一间办公室,三四个人却承担着调查全省法学人才、发展会员、草拟章程等繁重的工作,经常穿梭于几个部门。

  1985年2月,山西省法学会正式成立。

  “法学会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很少,许多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做。会员积极性也很高,想要在《晋阳法制》(原名《山西法学通讯》)发论文都得排队。”说到这里,吴建璞脸上露出了微笑。

  一次,晋东南地区的一位同志拿着当地产的小米找到吴建璞,希望发自己的论文。

  “你把论文留下,小米拿回去。稿子发不发要看质量。”参与刊物编辑的吴建璞直接回绝,“后来我们对论文进行了研究,认为符合刊发要求,就安排了。”

  退休后做律师注重传帮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让群众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让吴建璞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搞法律实务。

  不久,临近退休的吴建璞来到了当时山西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山西经济律师事务所。

  作为律师,除了办案,吴建璞更加注重对年轻人的传帮带。

  “吴老作为前辈,做事非常严谨,待人接物非常和蔼,我经常见他帮年轻律师分析案子,出主意,还经常叫我们年轻人到他家里吃饭聊天。”如今已过花甲之年、同在山西经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郭志甫回忆道。

  而让郭志甫印象深刻的是吴建璞和另一名同事杨健主动承担了律所所有案卷的审查、归档工作。

  “后来律所搬家,档案拉了整整一大车,大部分都是吴老整理的。”郭志甫说道。

  往返13公里找组织交党费

  1989年1月,吴建璞正式退休。退休后的吴建璞仍然关注着法治建设,经常参加各种活动。

  2005年,按照相关政策,吴建璞的党组织关系正式转入山西省法学会。此后,他每年都坚持将党费亲自交到支部,从刚开始的骑自行车到如今的坐公交,15年间从未间断。

  6月12日上午9点半,室外气温接近30摄氏度。

  吴建璞再次来到了距家6.5公里外的山西省法学会机关,依旧不用人接送,依旧提着那个褪了色的布袋子。

  在法学会会议室,吴建璞从口袋摸出三百块钱双手递到省法学会党支部书记秦伟手上。而秦伟则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学习资料及法学会近期工作情况放到了吴建璞手中。

  “交党费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我能动一天就要主动来,在这里,我能近距离感受组织,我还是组织的人!”说到这里,吴建璞低头用手抚摸着笔记本上的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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